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许多理科学生和初级研究人员一直渴望在科学领域大展拳脚，这甚至可以说是几代科学人的梦想。但是，《自然》针对全球科学界薪资和工作满意度的双年度调查则突出了另一个不一样但同等重要的现实：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科学家们还有许多职业选择机会，并且其中部分选择的回报甚至更高，无论是在情感上，经济上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自然》的调研委托伦敦的Shift Learning研究咨询公司进行，2018年6月至7月间调研团队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413位自选读者的答复（调研团队将学历没有超过本科的受访者排除了之后，共得到了4，334份调研答复）。近40%的受访者居住在北美，35%在欧洲，16%在亚洲。此外还有来自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般指大洋洲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非洲和南美洲的受访者。

调研涵盖薪酬、工作满意度、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歧视、心理健康以及其它关于科学事业的关键问题。调研结果以及后续对部分受访者的访谈，反映了多样化的科研经历，有欢欣雀跃，也有挣扎彷徨。完整的结果可以在Figshare上查到（https：//figshare.com， 2018 Nature Careers Salary Survey Data）。

超过三分之二（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这一数据与两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调研基本一致。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保证这些数字能持续保持稳定。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在过去一年里下降了，而表示职业满意度有所上升的比例只有32%。

不同科学相关职业从业人员对职业的满意度不尽相同。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受访者尤其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73%），紧随其后的是产业界从业人员（71%），政府机构（68%）和学术界（67%）。“这一结果表明在学术界以外还有其它充满成就感且报酬丰厚的工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院院长、副教务长Susan Porter说。

和2016年相比，2018年的结果还是略有不同。2016年，对职业感到满意的学术界科研人员比例（65%）略高于产业界科研人员比例（63%）。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平衡略微偏向了产业界。

其它调研，包括今年早些时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对博士学位持有人的调研，以及2016年由剑桥非营利性科学职业倡导组织Vitae进行的针对欧洲研究人员的调研，都发现科研人员对其工作的满意度还是相当高的。但Vitae的负责人Janet Metcalfe 警告说，工作满意度并不总能作为工作环境积极程度的标志。“研究人员喜欢做研究，因此职业满意度很高，但与此同时他们可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身心健康情况堪忧。”她说。

薪酬

薪酬满意度方面，不同科学相关岗位之间的差别更大。59%的科研相关公司在职人员表示对自己的薪酬满意；相比之下，只有40%的科研人员，41%的非营利机构从业人员和49%的政府公职人员表示对自己的薪酬满意。总体上，43%的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薪酬感到满意。比一半略多的受访者近期有加薪，但显然还不能使他们完全满意。

Sam Proskin是加拿大Thurber工程公司的高级岩土工程师，他对自己的薪酬和职业选择十分满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取得了岩土工程博士学位，当时他曾想过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但是，在他试水美国和加拿大学术界之后，他发现机会并不多，而且竞争压力非常大，因此他认为可能咨询相关工作更符合他的技能和抱负。

现如今，当Proskin为正在思考未来的年轻工程师或地质学家提供职业建议时，他鼓励他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能眼睛只盯着学术界看。“也许是时候改变那种思维方式了，”他说，“默认的思维模式应该是，你要去产业界闯一闯，除非你非常热爱科研工作。”

Mariana Pacheo Blanco是捷克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学术研究中心BIOCEV的博士后研究员。她对自己在学术界的工作感到满意，但是她抱怨说如今研究缺乏资金支持，这一点让她心灰意冷。Blanco来自墨西哥，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在德国待了五年，那里科研经费充足。”她说， “但捷克和德国很不一样。”

作为一个苦苦挣扎的博士后，Blanco的背后是整个科学领域内的贫富差距，这一差距远甚于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差别。只有5%的受访者每年薪酬超过15万美元。

近30%的受访者表示其薪酬在50，000美元到80，000美元之间，接近25%在30，000美元到50，000美元之间。在相对低收入人群中，11%的受访者报告薪酬在15，000美元到30，000美元之间，还有12%甚至连这一水平也无法达到。

职称对薪酬非常重要。虽然少数教授、经理和研究主管报告的年薪不到15，000美元，但处于薪酬底层的主要是教师。50%的受访教师、近30%的研究人员表示其年收入不到30，000美元。而位于薪酬顶端的主要还是正教授、公司经理以及研究主管。

与2016年的薪酬调研类似，地理位置是薪酬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亚洲近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而北美这一数字仅为2%。在高收入群体中，11%的北美和澳大拉西亚受访者报告其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远远领先于其它地区。

欧洲方面则持续存在困境。略高于20%的欧洲受访者表示其年收入低于30，000美元，在北美这一比例只有5%，这一差距自2016年以来未有变化。

调研还发现薪酬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已工作多年的群体中。在处于职业发展后期的受访者中，33%的男性报告年收入超过11万美元，但只有23%的女性达到了这一水平。在刚刚开始工作，或处于职业发展中早期的受访者中，两性在收入方面则相对平均。相比男性（53%），女性（59%）更可能表示对薪酬不满。

“你对薪水感到满意吗？”这个问题其实相对的。每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受访者中，超过20%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薪酬并不满意，而在年收入只有15，000美元至30，000美元之间的人中，有27%表示对自己的薪酬十分满意，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薪酬已达到自己的预期，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印度班加罗尔国际信息技术研究所的计算机科学家Shrisha Rao目前尚未达到高收入层次，但他对自己的薪酬非常满意，对工作也充满感恩之心。 “我很幸运能在一个欣赏我价值的机构工作。”他说， “我的收入并不如美国人多，但相对印度的大部分人，或者和我同一职业的人来说已经算高的了。”

职业发展路径

意料之中的是，学术界岗位仍广受欢迎：近四分之三（70%）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博士毕业时，学术界内的工作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根据2017年的《自然》毕业生调研，学术岗位也是广大毕业生们的首选工作（参见Nature 550，549-552； 2017）。

Blanco的主攻方向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主要原因是她的研究方向属于热点领域。 “我的研究方向是肿瘤，这使整个科研工作更让人兴奋。”她说，“这是全球都在关注的研究热点。”

但她把对工作的满意更多地归功于她的导师——肿瘤生物学家Ondrej Havranek。她表示Havranek从不介意花很多时间指导他们的研究，常常提出各种建议，而且从不要求他的团队超时间工作。“如果我想5点走，那我就可以在5点走。”她说，“他非常尊重我的个人生活，这对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

Rao于2005年在爱荷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表示自从他开始接受科研训练以来，他就立志从事科研工作。如今作为一名研究云计算和资源利用的技术研究所教授，他认为他当初的决定得到了回报。

“在学术方面，我享受着很大程度的自由。”他说， “不会有人定期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但他也表示，“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我的同事和我会更高兴。在科学方面，印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个艰难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职业满意度

无论选择哪种职业，要找到充足的时间维持工作和生活平衡对科学家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表示满意，但这似乎是产业界优于学术界的另一个方面：79%在产业界供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这方面部分或非常满意，这个数字在学术界受访者中只有68%。

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当被问到决定工作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时，受访者将“对工作的兴趣”列在首位。在实际情况下，“对工作的兴趣”也的确被选为会带来职业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理论与现实实现了完美统一。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对工作的其它方面就不这么满意了，比如在那些可能对他们有影响的决策中缺乏话语权、职业安全感缺乏、职业发展机会较少、工作成果认可不足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也是决定工作意义的重要因素。

工作中的身心健康

受访者也明确表示工作对他们心理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16%的受访者曾经或正在接受抑郁或焦虑方面的疏导帮助。17%的人表示尽管目前他们尚未寻求帮助，但他们有这方面的意向。还有3%试图寻求帮助，但未成功。

这些反馈反映了不安焦虑在科学界非常普遍。在2017年《自然》毕业生调研中，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学习直接引起的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心理辅导或治疗。

骚扰和歧视仍是科学界的顽疾，这类事件无疑会破坏研究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影响其工作能力。超过四分之一（28%）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目前的工作中曾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五分之一（21%）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亲身经历。在这些人当中，近一半（47%）表示他们经历过性别歧视——最常见的歧视类型。经历过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91%是女性。年龄歧视（23%）或种族歧视（22%）也相对普遍。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的工作单位在促进员工多样性方面做得很好。在产业界工作的人士（58%），相比学术界人士（50%）更可能肯定其单位在这方面的努力。Hannah Murfet是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的质量合规经理，她对她的雇主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我现在所在的机构，其机构文化非常注重多样性和包容性。”

Murfet是女性参与科学工作的倡导者，还帮助组建了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work），该组织致力于帮助年轻研究人员了解合规和质量控制相关的职业规划。目前该岗位的需求量非常大，而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意外选择了这份工作。

“如果有更多的人可以考虑这一工作岗位，那就太棒了。”她表示。最重要的是，她希望鼓励年轻人对各种职业选择保持开放态度。“如果你对产业界工作感兴趣，那就找机会试试——这样的工作同样能实现你的抱负。”她说， “你并非一定要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你还可以从事营销、销售、合规等工作。”

近60%的受访者对未来的职业前景感到乐观，这一结果与2016年的调研没有太大变化，但这种乐观态度分布得似乎不那么均匀。年龄在40岁以下、拥有全职工作的男性受访者似乎更容易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愿景。而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25%的受访者中大部分是女性且只有一份临时工作合同。

另一个悲观现象是，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前景比前几代人糟糕，甚至是糟糕很多。尽管如此，仍然有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学生推荐科研工作——这一数字与2016年的调研相比有明显上升。

Aaron Pan就是科研工作的支持者之一，他是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家科学博物馆Don Harrington探索中心的执行董事。Pan在获得古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在德克萨斯州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计划在其它工作机会出现之前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当他成功申请成为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科学历史博物馆馆长之后，他的职业轨迹完全变了。“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不同工作中我都会觉得快乐。”他说，“在这里，我仍然要做研究，但这是我自己想做的研究。我不必为了争取终身职位而发表文章。”

无论是在学术界、产业界、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机构，都有很多岗位可以进行科学研究，也有很多种方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家。《自然》的调研突显了职业选择的多样性，但它也强调了所有研究人员在规划职业路径时应牢记的问题。

无论是薪水还是工作满意度，很多事情可能一帆风顺，也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好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科学总是很有趣，这足以成为让一个人继续前行的动力。